数量虽然不少，但是比起铁炮的数量和中国、朝鲜方面的佛郎机数量就要少很多了。其中的原因是，首先大炮的铸造使用耗费大量原材料和弹药，对于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是很大负担；第二，大炮搬运不便，日本地形复杂，不利于行军；第三，缺乏实战经验，没有操作人员，在朝鲜战争前大炮很少在日本被用来攻城野战，前述龙造寺的两门大炮也因无人操纵等于废物。织田信长在铁甲船上使用大炮取得了很大战果，但是铁甲船笨重不便根本不能离开港口作战，所以适用范围有限。
对于大炮的轻视一直朝鲜战后才发生改变。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已经使用了大炮。之后，德川家康更是积极从各种途径谋求获得大炮。
1606年，幕府发出吕宋、西洋、安南、柬埔寨及暹罗诸国渡海的朱印，家康复书吕宋、安南两国并递书柬埔寨和暹罗，要求奇楠香和铁炮。[vi]这里的几个国家都是东南亚国家，作为能够大规模生产一般火绳枪的日本来说，向东南亚订购的铁炮应该是国内比较少的大型火器。说明德川在很早就开始充实自己的军备准备和丰臣决战。到了大坂冬之阵前，德川家康更加努力购买大炮。
“慶長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長谷川左兵衛藤廣、同弟忠兵衛、自長崎参申、奇利支丹徒党追放之事、阿蘭陀大石飛矢十二近日可渡来云云、仍令問南蛮唐船商貿之事給云。”[vii]
“十二月、ヲランドヨリ、四貫目五貫目ノ大石火矢被召寄、則打之者、一両日中可持来ト云々。”[viii]
上述两段，前段讲的是1614年十一月德川家康一边咨询放逐天主教徒之事，一边听取自荷兰购买的12门石火矢近日将到达的报告。并且关注和中国及西方的贸易往来。后段讲的则是十二月荷兰的四贯目、五贯目的大石火矢已经到达，炮手将在一、二日中来到。日本是按照发射弹丸的重量来判断铁炮的大小。贯是日本的重量衡，约等于现代3000克到4000克（1875年标准），那么4贯到5贯就相当于12公斤到20公斤重量。发射这样弹丸的大炮是十分惊人的了。
为了保证弹药的供应，1614年前后，德川家康向荷兰和英国购买了大量铅和火药。《荷兰海牙文书馆文书》记载了1615年12月收到日本方购买大炮和铅的货款。[ix]《英国印度事务省文书》记载了很多当时日本平户英国商馆和江户等地英国商人的来往书函，记载了1614年5月开始，德川幕府以高出市价的价格全部购买英国商人的铅和火药，其中12月一次就购买了火药184两，铅600本重11510斤和四门格尔贝林（コルベリン）炮、一门塞加（セーカー）炮，花费黄金690两。[x]同时，日本商人也向德川幕府献上铅作为效忠。“十二月十日，京町人献铅千斤。”[xi]
另外德川家康还把大友家的铸炮师招纳到自己领地，积极在领地上生产石火矢，并把石火矢等大型火器分发给亲信的大名。“弓火矢二挺大筒三十挺玉目五十目，借赐之”[xii]“借石飞矢二张并三十目玉大铁炮给，志摩守喜而持归”[xiii]以上都表明德川家康把2门石火矢和若干大筒借给了同盟大名伊达政宗。1614年十二月十六日战中，德川家康命令国内最大的铁炮锻冶村近江国友的炮匠从军。另一个铁炮生产基地堺也生产了长一丈的一贯五百目大筒献给德川幕府。
在大坂冬之阵开战前后，德川家康进一步命令各大名献上石火矢等火器。十一月晦日，胁坂淡路守安元献上“石飞矢十张”。[xiv]到了战争爆发时，德川方集中了大量大炮和火起来攻打大坂城。十二月十二日，德川家康巡视天满、备前岛阵地后，命令“石火矢、大筒際限もなく打懸申候、三貫目四貫目之玉二三百茶磨山へ持来、懸御目候”[xv]向茶磨山阵地运送2、300枚重达10公斤以上的弹丸，可见德川军的大炮阵地的规模。
另一方，作为守御的丰臣军也使用了大炮来抵抗。“今夕（十六日）今井宗薰、持石飛矢玉重五六百匁者、申曰、是自城中、打政宗陣云云、以御手見給。先日、伊丹紀介、持大玉出御前、是者自城中打片切市正陣云云、重六百五十匁、但鉄也、丸三寸余。”[xvi]
这种发射1.8公斤到2.2公斤的石飞矢当然也不能说是一般的铁炮了。只是比起德川军的大炮就显得贫弱了。火力不足的大坂军甚至使用了木炮来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德川军的炮火给大坂造成很大破坏，炮声可以直达京都。公卿记录道：“十二月十九日丁酉，晴，大坂表铁炮响洛中”[xvii]《难波战记》等史料多处记载，德川军的炮术师稻富宫内放炮击破大坂城内的城楼，导致丰臣秀赖母亲的侍女被打死数人，最后士气低落的大坂方不得不答应和议从而进一步被削弱。
1615年在短暂的停战期间，德川家康还是大力在领地上制造铁炮备战。一月十一日，家康命令近江国友村锻造铁炮。[xviii]四月，德川丰臣的和议破裂，大坂夏之阵开始。最后，1615年八月，丰臣秀赖自杀，德川幕府取得了最后胜利。
德川家康为了消灭大坂的丰臣势力投入了大量大炮和火枪。在这一期间他不得不依赖国际贸易来补给武器弹药，因此一方面他驱逐天主教信徒，另一方面又和新教的英国和荷兰进行贸易。在亚洲范围内，他努力修复被丰臣侵略破坏的国际关系，恢复和东南亚以及朝鲜的贸易外交关系。这既是他的政治方针也是出于国内形势的需要。因此在这一阶段，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武器贸易还是十分繁荣的。
2、 久芳崇的论文与《天工开物》
在朝鲜战后，中国方面的火器发生了何种变化呢？是否如上述的朝鲜、日本一样努力导入新式的火器呢？2002年久芳崇在《东洋学报》第84卷第一号上发表了“16世纪末日本铁炮在明朝的传播——万历朝鲜之役到播州杨应龙之乱”，这篇文章讨论了以上两个问题，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作为最新的研究活动，久芳崇氏的工作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同时这个题目和本文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此本文简单介绍和评论一下这篇文章。
久芳崇氏的论文利用了宇田川武久等人的研究成果，他接受了日本铁炮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优势的观点，以此为前提来研究战后的明军火器变化。此文最主要的史料之一就是《经略复国要编》（以下简称要编），这是朝鲜战场上统率明军的明朝兵部侍郎兼经略防海御倭军务宋应昌的各种奏折和军令的汇编。这一史料的确是非常有助于我们从明军的角度来观察朝鲜战争。另外久芳崇还使用了《平播全书》，《明实录》和《大明会典》等中国史料，从对史料的发掘来说是非常认真的。不过在史料利用方法上，本文不能赞同久芳崇氏的做法，因此也不能赞成他的结论。试举几例：
首先久芳崇根据要编，认为在战前宋应昌大量记载了明军的火器种类等情况，但是在战中就不见这方面记载，由此判断明军的火器在日军前无力对抗所以不记。这个逻辑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前文已经讨论过在战场上明军的火器是具有威力的，否则朝鲜也不必学习中国火器。明军的火器使用情况的确各方面记载很少，我们不得不借助朝鲜和日本方面史料来判断，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明军的火器毫无威力可言。
第二，久芳崇引用了洞富雄的史料。1599年，何良臣在《阵纪》中谈到“鸟铳出外夷，今作中华长技……但不敢连放五七铳，恐内热火起，且虑其破，唯倭铳不妨。”根据这个久芳崇认为明军火器不能对抗日军。首先他把原来的汉语句读点错，其次正如本文已经讨论过的，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的还是以大炮为主，手铳中鸟铳和三眼铳大约各居其半。在制作工艺上，中国鸟铳不如日本是可能的，因为当时还使用铜来制造鸟铳，在韧性上不如铁制铁炮。另外没有长期的实战使用也是造成鸟铳制造技术和使用技术不发达的原因。在久芳崇引用的要编中还有一段。“议攻战之势，说者谓倭之鸟铳我难障蔽，倭之利刃我难架隔，然我之快枪、三眼枪及诸神器，岂不能当鸟铳？倭纯熟，故称利，我生熟相半，故称钝，原非火器之不相敌也。”此文之意，并非如久芳崇所以为的说明了明军火器疲弱，而是宋应昌指出明军火器并非不如日军，而是训练不熟所致。单单根据鸟铳制造技术一项不如日本来判断明军火器优劣是武断的。
第三，久芳崇引用了《宣祖实录》1594年朝鲜备边司的启，“前日各阵所得鸟铳，皆送于元帅处，太半为应索天兵之资。今后战阵所得鸟铳，无得滥费，一一收拾，各阵军士，逐日学习，渐次成才。”久芳崇认为明军索要日本鸟铳也是为了学习仿造。这种可能不能排除，但是正如久芳崇氏又引用的麻贵献获北京，明军索要日本鸟铳的目的是作为战利品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在战场上能够取得日本铁炮不正说明了明军对手持铁炮的日军处于优势地位吗？可见日本铁炮的威力还是有限的。
第四，久芳崇引用要编，“我之火器固利，而彼之鸟铳亦足相当。如初角之时，当先施我火器，详欲进兵，实且未进，诱其放尽鸟铳，然后一鼓下之，无难也。”他认为这说明明军畏惧日军铁炮而采用消极战术。相反，这说明明军在大炮上占据优势，同时针对日军的情况制定了进军的战术，根本毫无消极之处。
第五，久芳崇根据《平播全书》等认为明军将领饲养了朝鲜战场的降倭并用来攻击播州的乱军，明军的大量火器和鸟铳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前面站不住脚的结论，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的火器没有功效，而在播州起了作用，久芳崇认为明军是大量引进了日本铁炮。不能不说这样的思路存在太大的问题。首先，朝鲜使用降倭和明军不同，明军中的降倭是将领的家丁或私奴，不是官府的士兵，因此在明军中的存在不是一种政策而是将领的个人行为，其目的是炫耀自己的战功的成分大于实战的成分。其次，明军的以大炮为主的火器在野战上的确比较不便，因此朝鲜战场并没有发挥完全的威力，但是播州之战几乎全是攻城拔寨，明军的大炮当然就大有用武之地。不排除明军使用朝鲜战场得来的日本铁炮的可能性，但是也不能认为明军能在这么快的时间内转而大量使用日本式鸟铳。
通过以上几点分析，本文基本不能赞成久芳崇氏论文的观点。不过在此介绍该论文的目的在于说明我们中国学术界应该利用自己把握本国文字史料的能力来为我们的史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为了补充说明中国的鸟铳在战后的发展。本文引用一段来自《天工开物》的史料:
“鸟铳长约三尺、其铁管装填火药。棒中研磨以便手握。锻鸟铳之事，先取大小如箸铁棒一条为冷芯、以赤铁包而锻之。先作三部、继而入火视其通赤时锻而接合、粗细如箸之四方钢锥于其中通行回转、使之通合以发火药。近根处粗于先端口径以入火药。铳一挺约消石一钱二分同铅或铁之弹丸二钱，发火不用导线。自铳身内通出所露出少量消石，以细细碾磨毕之苧麻就火，左手握铳对敌，右手发引金，以苧麻之火近消石发射。三十歩以内击鸟，羽肉粉碎，五十歩内则体残。百歩则铳力不及。鸟枪弹丸可飞二百歩以上。其装置似鸟铳，而身长药多，约鸟铳二倍。”[xix]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在1637年刊行的百科著作，从这一段文字以及其书附图来看，截止到明崇祯年间，中国已经能生产铁制的鸟铳和鸟枪，都是采用了火绳枪的以扳机带动引金点燃火药的发火方式，而不同于以往的以手持火绳点燃导线的落后方法。这样就给明代火绳枪的制造找到了一个下限。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追溯更具体的年代还需要发掘更多的史料，这就留待以后的研究工作完成了
